新文明

再回到经济的话题。其时，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方式计算，从1700年到1820年，中国的GDP始终是世界排名第一，在世界的比例也从22.3%增长到32.9%，人口从占世界总量的22.9%增长到36.6%。但是，从清朝初期以后，我国GDP就一路下滑，相应的，对于全球的贡献也越来越小，既没有贡献主流文化也没有任何科技成果，最后成为经济萎缩体。更不幸的是，随着经济萎缩，文化也随之萎缩，伴随农耕文明的是对于先秦典籍钻牛角尖式的解读，中国内部既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，在文化、艺术、建筑等方面也错过了现代主义（工业文明）的黄金发展期。

从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到五四运动西风东渐，中国的思想、文化领域曾有过短暂的繁荣期，但民族经济和民族工业始终风雨飘摇。1949年新中国建立，但由于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，中国被孤立于世界大舞台之外，除了部分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城市工业和军事工业外，文化和经济发展均归于沉寂。

直到1978年，中国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大门，历经三十年的迅猛发展，以2008年的奥运会为标志，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和大国崛起的态势令全球为之瞩目，这些成绩给了我们中国人极大的信心和继续前行的勇气。

现在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历史只向西方民主开放。

尽管，在西方“历史的终结（福山）”和“文明的冲突（亨廷顿）”的声浪中，西方文明和东方伊斯兰文明的冲突的确发生了，并在911事件中达到了高潮。但中国既没有与伊斯兰文明结合在一起挑战西方，自己本身也避免了和西方的冲突。中国文明有了巨大的转型，而中国人也逐渐恢复了对自己文明的自信。

毋须讳言，在很长时间里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，中国人的自信多来自反文明，就是批判和反对自己的文明，相信只有去除了原有文明，中国才会发展出新的文明来，这就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的中华文明悲观论。帮助中国寻回文明自信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。在漫长的历史中，中国文明的每一次复兴都和开放政策紧密相关，就是说，新的文明总是在和外来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发展出来的。

在重回全球经济第二和世界舞台中心之际，中国不仅要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先者，更要融贯中西、兼收并蓄，将中西方文明相结合，向世界展示中国具有重塑全球文明，为全球文明提供新动力、新内容的能力。

抛开非此即彼的二元论（改革与保守、西方与中国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，以及市场经济与国家计划等），运用中国传统象数思维模式（中国象数思维：关注系统整体及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和能量状态，倾向于辩证、统筹分析；西方逻辑思维：关注系统结构及组成部分的逻辑关系和物质结构，倾向于分类、还原分析），通过文化重建，以“重思中国”来“重建中国”。

关于文化重建，有两个方面：一是重新说自己，重建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和文化叙事；另一方面要去说别人，要面对世界，用中国思想去解释世界的各种事情。基于此，哲学家赵汀阳写出了《天下体系》，提出以中国的“天下观”来看待世界。“天下观”即中国的世界观，尽管这一点在学术上还有争议，但并不妨碍其本意的昭彰，即“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，不仅要在经济生产上超过别人，而且在‘知识生产’上也要超过别人”。中国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，也要成为文化大国和思想大国，更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，因为中国的世界观是建立在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伦理基础上的。这种具有中国智慧的思维模式也恰好表现在中国当今的对内、对外的政策表述上——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。“和谐世界”，也是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概述的。

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稳定发展的保障，而进行文化重建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石。